刑侦情感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故事缘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这把价值连城的小提琴在我国失窃后，被偷运到香港引起了香港两大黑帮——潘氏家族和天龙帮的一场火拼。潘家幼子潘小伟被偷送到大陆避难，我公安人员闻讯后，立即组织侦破小组，以潘小伟为线索，展开了追查小提琴的工作。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步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当然最难的还是喜剧。写喜剧，如果不沦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也。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 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著，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舞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静蕾捧为当时全国的头号青春偶像。投资商说：你还是写情感戏吧，小情小调你不是很拿手么，最好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实现在可是流行得很呢。

第一章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李大钊 也许我真的疯了。 上火车的时候，站台上的钟响了一下。往常这会儿你照例该起床了。你起来见不到我，必定先习惯地走进厨房，可你看到买菜的篮子还端端地挂在墙上，——今天是春节，没人会这么早就起来上菜市场。接着你拉开了屋门往外瞧，院子里空空的，很冷，你缩回身子，这时你就会看到门边桌上的那张字条了。 继平，我完全想象得出你的吃惊和愤怒，也许你此时正在痛哭流涕地大骂……，这些年你见惯了我的优柔寡断，你不会料到我能在一秒钟之内把多年缠绕身心的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缥纷一刀割断，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的麻木，让社会的舆论、自己的脸面、亲朋好友的警劝，统统见鬼去吧！我终于迈开了实际上已经酝酿多年的脚步，在这年关寒冷的黎明，踏着红红绿绿狼藉街头的鞭炮的纸花，和你，和我们这个家，和这些年庸俗寡淡的人生，不告而别，奔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地方来了！ 啊，茶淀！我终于不用借助模糊的梦境，而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你！ 梦境中，你是一片苍苍的绿色，潮湿、闷热，又迷人，又残破。可在这干冷干冷的严冬，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几许寒暑的今天，你该是什么样了？ 继平，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按捺不住说起这个地方，“茶淀，那不是关劳改犯的监狱吗？”你一向多疑、敏感，也一向不肯忍耐。终于有一天，在我们又一次争吵时，你突然冲口而出：“到茶淀找你的情人去吧！”尽管那天你喝多了，控制情绪的能力十分低下，但这句话仍然使我意识到，那次的争吵已开始把我们的关系升级到一个真正不幸，也是或迟或早总会到来的转折点了。那天就注定了今天！ 茶淀，我不是今天才认识你，我那幼稚而又深沉、强烈的爱，就在当年短短相识的瞬间，留在你那泥泞的土地上了。 我最先想起的是那首异域的情歌，是小祥从他家的旧唱片上学会的歌，他唱给我听的时候，还说不清它到底来自欧洲还是太平洋，那确是一首优美、又特别好记的歌： 为什么 你为我饮马整鞍， 为什么 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 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啊，我本不该停步， 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 去那遥远的天边？

陆保良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是在鉴宁市公安学校的大礼堂里，保良记不清那是一个什么节日，公安学校请来市杂技团表演节目，保良就坐在侧幕边的一只小板凳上，可以把整个舞台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保良第一次观看现场杂技，整台表演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黑衣少女，那少女面目俊美而又神通广大，不仅翻转腾挪易如反掌，而且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爆出轰鸣的火花，张 开鲜红欲滴的双唇，口中也能喷出熊熊烈焰，让保良看得热血沸腾，触目惊心。 那一天保良第一次为了一个异性而夜不能寐。那个喷火女孩始终眼含微笑，表情甜美，在他的眼前总也挥之不去，尽管他已描述不清她的容貌，甚至遗忘了她的年纪，但那个女孩却成了他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女人。在此之前保良对女人的概念，只是他的母亲和姐姐。 那一年保良九岁。 保良母亲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人。 母亲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个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保良的姐姐比保良年长七岁，保良九岁时姐姐正好年方二八，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眼光中女人最佳的年龄。姐姐和母亲一样秀美，只是性格刚而不柔，这显然随了父亲。 在保良看来，母亲和父亲从里到外都是截然相反的。母亲瘦小但健康，父亲体壮但多病；母亲唠叨但凡事能忍，父亲沉默却毫无耐性；母亲表面总要姐姐让着弟弟，其实私下和姐姐最是贴心，父亲明里处处关照女儿，暗里却把一生的希望寄予儿子一身。 父母的心思保良也许并不明瞭，他崇拜父亲、依赖母亲，而最亲的却是比他大了七岁还能和他玩到一起的姐姐。姐姐眉眼酷似母亲，个性却随了父亲，保良则象是从街上拣回来的，无论长相还是脾气，既不随父亲，也不象母亲。 保良依赖母亲只是被动的习惯，而对父亲的崇拜和模仿，则完全出于自觉。他甚至和父亲一样，在十岁那年就跟最要好的同学刘存亮和李臣磕头结拜，自号鉴宁三雄。他对李臣刘存亮说，他老爸和他一样，也是在十岁那年玩了一场桃园结义，也和他一样，在那场结义中排行老三。在父亲少年结义的三人当中，老大中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出国定居去了，从此没了音讯；老二长大后下海做了生意，至今还跟父亲情同手足，彼此二哥三弟的你呼我唤，两家人也都一直密切如亲。

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可欧庆春虽然生在京城，却一直被那种鸽笼式的单元房圈到了二十多岁，从没住过一天胡同。单从这一点看，她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显得不那么正宗。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从父亲那辈才迁进来的外地移民。 算上今天，她在这个招待所的阁楼上已呆了四天。透过这里的窗口，她第一次这样长久地，专注地凝视着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和在这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老北京人。和其他胡同不同的是家形式。把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劳动，在鳞次栉比的传统四合院和它的破坏性变型——大杂院的夹缝中，这里居然还挤着一栋两层的老式西洋楼。那西洋楼斑驳的外观看上去像有上百年的历史，大概也是西方列强当年趾高气扬的一个物证。但现在，它以同样的陈旧，协调着周围低矮的平房那波浪般层层铺展的灰色房顶，竞使人感到一种建筑群落样式的丰富与色调的和谐。 今天，她的差事还是照相，她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那栋西洋楼的残败的楼门。当那个提着公文箱的西服笔挺的男人被长焦镜头牢牢套住的瞬间，欧庆春已经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兴奋。她只是熟练地，甚至是机械地按下相机的快门的研究，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快门连续发出的带着些沙哑的喳喳声，能给人带来一种隐约的快感。相机的机身已经老旧，但它硕大的镜头却显得簇新而且气派，能把那张粗糙的脸拉得近在眼前、直到李春强在一边推她：“差不多了，节省点吧。”她的快门才停止下来。 她放下相机，心里笑了一下，为最后一个镜头而暗暗得意。最后这张照片她拍了一幅大全景，把跟在那家伙身后往街口走的胡新民也拍得清清楚楚。天色有些黑了，但胡新民脸上的那份天生的沉着仍然触目。她想，但愿这案子早点儿有个段落，最好别误了他俩后大的苏杭之行。 身高马大的杜长发和组里的几个新手这时还闪在阁楼的窗边，目送着胡新民跟着那家伙消失在街口。同时，他们都听见了队长李春强拨响了手提电话，他们都知道马处长正等着这，但欧庆春完全可以听得明白无误。在李春强面无表情地收起电话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处长的决定。 “行了，按早上布置的，端了吧。”

银海市 早晨 蓝色的天幕，晴朗如洗。 在无数摩天大厦的背景下，一片由老旧屋顶涂染出来的老城区显得色泽深沉。从这个角度观摩这座名叫银海的古城，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小巷 一个小院的门口 早晨 大雨过后，安静的小巷湿漉漉的，雾气缠绕，少有行人。 一个声音传来：“近吧？” 一个矮胖的男子带着一个年轻人走到小院的门口。古旧的院门没有门板，只有两堵黄白色的砖墙。整条空寂的小巷都延伸着这种褪了色的旧墙。 矮胖男子三十多岁，相貌平平，穿着一件俗气的横格T恤，一条大短裤和一双凉鞋看上去有些肮脏。年轻人则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背着一只学生用的书包，穿着朴素干净，仪表清秀而又不失纯朴。 小院内 早晨 他们进了院子。 矮胖男子：“这儿多安静啊……” 在这个幽静的院子里，一座老旧的两层木楼犹如古董一般在雾中沉默。楼上有条凹字型的回廊，一条狭窄的楼梯直通回廊的中央。 楼下破旧的屋门上，封条消蚀得只剩下两道红印，年轻人往门缝里探头探脑，矮胖男子便解释了一句：“没人，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库房，不过从没见人来取过东西。” 矮胖男人已经上了楼梯，年轻人东张西望地跟了上去。 矮胖男人：“小心点。” 年轻人仰望楼梯，楼梯年代已久，扶手上泛着油光和裂痕。很陡，很窄，在两人的脚下令人生畏地吱嘎作响。 矮胖男人：“这边。” 楼梯的出口正对着二楼的正房，一扇老式的双开门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年轻人跟着矮胖男人沿着回廊向左边走去，他们拐了个弯，来到回廊的尽头。矮胖男人停了下来，把准备好的钥匙插进厢房房门的锁眼。 矮胖男人的目光指向梯口的正房：“这儿啊，就这么一户邻居，父女俩。爸爸是个写诗的……”可能锁有点生锈，矮胖男人拧了半天终于打开，“女儿……也挺好，可漂亮呢！” 年轻人跟着进门。矮胖男人把灯拉亮，屋子狭小的轮廓立刻显现出来。屋里色调昏暗，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破衣柜，和同样破旧的屋子倒是很配。 矮胖男人得意地：“怎么样，家具都是我自己打的，十多年了，一点都没变形。” 年轻人摸了一下桌子，摸了一手浮土。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编的，那是我耳闻目见甚至亲历亲为的一段经历，关于一个人的命运，或者，关于他的爱情。 我也是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先不告诉你我姓甚名谁。除我之外，这故事中还有一些人的来龙去脉、身份面目，也恕不预示，到时候再说。 关于故事的篇首我曾思谋良久，反复揣摩该从何处进入。最初我计划先从庞建东说起，他从十六岁考入警校就开始了他的刑警之梦，三年中专又加了两年大专，走出校门却被分到监狱管犯人去了。管犯人与庞建东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而且既辛苦又枯燥还要耗时劳心，远不及当一名智慧而又勇敢的刑警那么风光传奇。但庞建东没有办法，他爸妈都是平头百姓，找不到任何门路助他实现人生梦想，不管学校把他分到什么单位，他都只能老老实实到那儿应卯值更。工作对他来说首先不是事业，更不是乐趣，而是，一个谋生的差事。 他不像人家刘川，刘川虽说父母双亡，但父母给他留下了一笔蹦着高花都花不完的家产，这份差事人家爱干就干，不爱干抹脸就走。就是什么都不干，人家刘川也照样锦衣细食！ 最让庞建东感到难堪的是，他那个干文艺的野蛮女友因为在一部电视剧里饰演过一名警校女生，所以对刑警的铁血豪情一直情有独钟。于是庞建东从上警校起就一直跟她吹牛，说他学的就是刑侦专业，以此来拴住女孩的芳心。可惜庞建东上的这所警校，就是定向培养狱警的，他大专毕业后，注定要分到监狱局去，监狱局又把他分到了天河监狱，天河监狱又把他分到了一个普通的监区，监区又让他当了一名管号队长。队长虽然也带“长”字，但在管教干部中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刚分到监区的新民警都是队长，队长其实就是最小的兵。庞建东在他女朋友面前曾试图美其名曰：他现在当的是一名司法警察。可他女朋友早就心知肚明，她笑着对他说：我知道，不就是狱卒嘛。 你看，这个故事如果从庞建东讲起，就扯上了他的女朋友，就扯远了。后来我决定还是先讲老钟。老钟是天河监狱的狱政科长，后来又去当了遣送科长和监区长。遣送科和监区过去都叫大队，科长和监区长过去都叫大队长，所以干警们叫老钟还习惯地叫他钟大。从钟大讲起也许是我的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是我有生以来最崇敬的人物之一。论年龄老钟虽然快“知天命”了，但在庞建东这批年轻人眼里却无疑是个偶像。这并非因为他是司法系统的部级先进人物，而是因为他日常的行为举止，为人处事，不仅坦诚磊落，

千年之交带来许多千年难遇的话题，最宏观的莫过于宇宙中九大行星的十字排列。关于灭绝的猜想一直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恐惧，连最无畏的人也免不了偶尔思索一下世界的末日和死亡的七月，预言中的灭顶之灾使杞人忧天成了世纪末很常见的心情。但若不是对吴长天的采访，林星至今也不一定知道，在中国的整个文化中，发达最早的，其实就是天文。古人划分的三垣二十八宿，与现代天文学的经纬度，”在概念上已极相类似。 不过中国人眼中的天体，一向与人间的神话相连，自始至终带着拟人化的色彩。如果按照吴长天的说法，中国的人伦，反过来也引申了星辰之间的关系，大到国家，小到部族，再小到家庭，都要围绕一个中心，一个领袖，一个具体的个人，如群星之于北斗。领袖巍然不动，只须发号施令，众人便会随了他的方向，斗转星移。这个自然宇宙的规律已经万古不变，难道两千年最后的一个盛夏七月，真会飞来某颗触犯无奈的流星，让整个人类生死不明？ 如果说银河系里将要发生的异动，对于自然规律来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此时林星眼前的这位吴长天，对于拥有十八万员工，八十万资产的著名的长天企业集团来说，依！日是一个必然稳定的中心。从他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打出的每一个电话，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将有效地运转起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成千上万的资金，如同一个神秘的三军枢纽，让林星一涉足便禁不住肃然起敬。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装有落地玻璃隔断的巨大的套间，外屋的电话声此起彼伏，有一个看上去极为精干的秘书班子在应付着这些声音，那激动人心的嘈杂只是在大玻璃门偶然开启有人走进来时才能传到里间。里间则摆放了巨形的写字台和宽大的皮沙发，还有水晶般晶莹明亮的玻璃书柜，以及镶满雪白大理石的卫生间。林星独自坐在长形沙发的一角，不免有几分渺小的感觉，而吴长天则被人伺候着，在卫生间进进出出，行色匆匆地梳头、打领带，同时回答她的提问。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作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 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样。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 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 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 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目前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 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德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 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产‘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在春夏相交的某日，小城忽然冷得反常。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 每天，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 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跑下，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头颈端正，脊背挺直。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 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李师傅妻女三口，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成就了李师傅的“老板”身份。为了物尽其用，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一直开到半夜，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而整个白天，他都在家睡觉，养精蓄锐，把车子租给高纯，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完全可以丰衣足食。 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单程百多公里。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有去云朗的吗，有去云朗的吗？车子有空调……”直到太阳西斜

我要结婚了。 我二十四岁，与新娘同龄。新娘是特别富有而且长相也还凑合的贝贝。 婚礼前的最后一周过得既热闹又疲惫，贝贝家的亲戚朋友真多，我的日程中塞满了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仪式化的客套和像考试一样的自我介绍。那些祝贺的、送礼的、来看新郎的，就像排队买东西似的一个挨着一个。贝贝的父母得不厌其烦地把我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陌生人引见给他们的整个家族和这家族在上流社会的圈子。还有电话。电话不停地响着，从西雅图、旧金山、芝加哥以及温哥华和多伦多打来的电话”恭喜恭喜之声不绝于耳。也许只有儿女婚嫁这种事，才最能看出这家人在整个北美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和根基。这影响和根基是历史造就的，绝对速成不了的，因而也是令人骄傲的。贝贝已经算是这个家族中的第四代移民了。 婚礼将在洛杉矶比怫利山庄最有名的教堂举行，很多人都在为这桩婚事而忙碌、而喜不自禁，尤其是新娘贝贝。看得出婚礼之前的贝贝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 我呢？ 我应该感到幸福，在这个浮华之家如此受人瞩目，有那么多人忙着为我去计教堂，到饭店里去订喜宴，找设计师来做衣服，找摄影师来拍电影，屋里的礼品堆成小山，还专门有人登记造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是我的幸福！ 当然，我最应该感到幸福的还不是这些，贝贝那位从埃塞俄比亚来的黑人保姆玛瑞丝太太告诉我，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最值得我庆幸的，其实是这桩婚事能让我很快就到移民官那里去唱“卡拉OK”了！玛瑞丝太太在这个华人家庭里工作了二十年，不仅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台湾腔的国语，而且，对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喜闻乐见的一切东西都能—一道来，如数家珍。可让我这个最纯的华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难道去唱卡拉OK也算是一件幸事？ “当然啦！就是到移民局去唱美国的国歌呀，就当它是唱卡拉OK好啦。”玛瑞丝说，“我来这边二十年了才拿到了这个身份，可你只要在这边住上半年，移民局就会通知你去唱歌了，因为你娶了一位美国公民做了太太！”

韩丁第一次见到罗晶晶是在平岭世纪大饭店的发型表演晚会上，罗晶晶第一个出场，她那天晚上的艳惊四座让韩丁一生难忘。 在此之前他没想到小小的平岭竟有如此华丽高雅的晚会，在这座并不出名的城市里，竟会藏着如此赏心悦目的女孩。 这一天他记得很清，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现在成了北京一年中最为干净的一段时间，没有了尾气污染的天空刚一放亮就蓝得耀眼。出租车在空旷的机场高速路上开得意气风发，途中延绵不断的枯槐写意出冬天特有的迷离。韩丁赶到机场时才发现自己到得太早，才想起用手机打电话向爸爸妈妈告别。爸爸妈妈利用假期去海南岛晒太阳了，明天才能回来，他在他们的电话里留了言，告诉他们他去平岭市出差了，可能有半个月不在北京。这是他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中亚律师事务所之后的第一次出差。爸爸妈妈大概不难在他的这通留言中听出他声音中的兴奋。 打完电话，他又到机场大厅的书店里转了一圈，买了本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封面上那位不知名的女孩的脸上，挂着韩丁在见到罗晶晶之前最让他觉得自然顺眼的微笑。他站在国内旅客入口的显眼处，差不多把那一脸微笑看烦了，林必成才摇晃着骨瘦如柴的身板，拖着一只和他的体重不成比例的大皮箱，像个刀螂似的来了。林必成是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元老，也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事务所草创时那七八个成员都是合伙人，除了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兼管委会主任老齐外，其余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这个事务所成立至今，也只有七八年的历史，那七八个创始人到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林必成最大，今年四十一岁，比韩丁大十九岁，韩丁叫他叔叔不为过，叫大哥也凑合。好在所里人互相都以老小相称，他叫他老林，他叫他小韩，既亲切又正规，韩丁觉得这样挺好的。 韩丁看见林必成来了，就收起《时尚》叫一声老林。林必成漫不经心地回叫一声小韩。两人一起办完登机手续，走到候机厅，坐在指定的登机口前，林必成才清清嗓子，向韩丁交待此行的任务。 “咱们这趟去，是平岭保春制药厂的一个案子。去年年底他们厂有个女孩在厂里的扩建工地上被人杀了。那女的是浙江绍兴去的民工，才二十一岁。十九岁出来的，想挣钱，才两年，钱没挣着，人倒搭上了。嗐！”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 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 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一些影视制作人也 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 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 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 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 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 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 是商品。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年头老百 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但同时深感生 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 ；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 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 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 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步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 成之任务。当然最难的还是喜剧。写喜剧，如果不沦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 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也。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 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 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著，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 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舞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 月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 静蕾捧为当时全国的头号青春偶像。投资商说：你还是写情感戏吧，小情小调你不 是很拿手么，最好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实现在可是流行 得很呢。 ============= 样的知音而深受鼓舞，表面自谦实则自得地为自己圆场：“啊，我的小说可能比较 适合女性读者，女性读者一般感情脆弱……”林律师极有同感地马上呼应：“没错！ 不过我那夫人比较特殊，她看动画片都哭，我估计发展下去，看新闻联播都会哭的！” 我不禁哑然。 那位林律师并未发现我的尴尬，言归正传地说道：“我来你这儿还有个事情， 你现在知道落吧在哪里吗，她和你还有联系吗，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我笑笑，问：“你要找她，还是你夫人找她？” 林律师面目严肃，稳健地说道：“昨天凌信诚来了一个电话，这是他走后给我 们来的第一个电话。再晚来几天，我们就可以按他死亡处理下一步的事宜了。” 我心里一震，不由抢问：“是他要找落吧？” “对。”林律师不假犹豫地点头确认：“他希望我们帮他找到落吧，他希望我 们告诉他落吧的地址。” 我呆呆地，怔了半晌，然后缓缓摇头：“落吧吗？恐怕，谁也找不到她了。” 我想，落吧大概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许她去了某个偏僻的城市，找到了一份 辛苦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活她的大姐。她也许早就忘了过去的一切，一 切痛苦，一切快乐，一切梦想，一切曾经有过的真情实感。 那天晚上我和那位电视剧投资商一起吃饭，商量策划电视剧的拍摄事宜。我把 凌信诚终于来电寻找落吧一事，作为饭后的谈资，听得投资商不停地喷喷感叹。他 甚至忽发奇想，要求剧本的末尾一定要写上这段。他相信当这个电视剧播放之后， 说不定能感动主人公自己，然后不约而同地站出来重新露面，美好的爱情于是破镜 重圆。他进而把这个剧定位于主旋律作品，他相信广大观众看完后定会与他同感： 这世上虽然坏人不少，但还是好人居多。虽然坏人也能一时得逞，但咱们自己，和 咱们的孩子，还得象落吧信诚那样，努力去做一个好人。还有周月和小梅，还有吴 队长那帮刑警，也都是好人！所有这些好人，能让我们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也都活 得彼此有情。 投资商对这部剧的感化作用颇为自信，走出餐馆时他已喝得半醉，他一边走向 自己的汽车一边在风中冲我大喊：“你放心，没看过小说的人多了，可电视剧是大 众艺术，落吧一定会看！” 我说：“但愿。” 但我没有喝醉，所以我知道，落吧看了这个剧也不会出来。我想她现在最想要 的，大概只是平淡的生活。

赵红雨在辞掉刑侦工作准备读研的假期里，遇到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大事。身为知名电视节目《唐史讲坛》主讲人的生父万正纲上门认亲。不料，一起轰动一时的“贞顺皇后敬陵失窃案”，将逐渐开始接受并适应这份亲情的父女二人拉进了一场名利与财富、道德与法律的争锋交战中。情理与法理、名利与情义、金钱与文化，各种交锋论衡，案件曲折迷离，人性拷问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