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1) 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媒体朋友不经意当中说，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 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第一部分 第2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2)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第一部分 第3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3)

杨澜：女性的解放(1) 我们对“解放”这个词有点隔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得到完全的自由。其实，自由也是相对的，它在眼前停了一会儿，又跃身向前去了。所以，“解放”也只好一路紧追。 “解放”对于我的外婆来说，很简单，就是不再裹脚。她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落吧门第，钱是不多的，但读书人有的规矩一样也不少。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女孩子裹脚。下手的是她的母亲，一个温柔贤惠的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孩子自然是要哭的，日以继夜地哭。那稚嫩的脚骨在无情的裹脚布里扭曲变形，如何能不哭呢？为了惩戒孩子“不懂事”地在夜里悄悄剪开裹布的行为，做娘的只有狠了心把布缝到皮肉里去！娘也哭了，一边缝一边说：“谁叫你是姑娘呢！大脚的女人嫁不出去的！忍着吧，娘也是这样过来的。”这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外婆的父亲见闻广些，听说大城市里男人剪辫子，女人也开始放脚了；或许更是因为实在不忍心听见心爱的女儿如此惨烈地号啕，他对妻子说：“算了吧，世道在变呢，等她长大了，兴许大脚的也能找到婆家了。” 就这样，外婆裹到一半的脚被解放了，尽管当娘的还满心怀疑：“女人长那么大一双脚，多丑啊！”其实外婆的脚并不大，鞋码只有五号，后半生常在儿童鞋店买鞋。但就是这一双五号的脚足以让她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从缝制手帕开始，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烫了头发，略施粉黛，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然后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 解放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是有机会读书。她是长女，从小功课就好，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欢她的。等她上完初中的时候，家境不佳，外婆有意让她去念个职业学校，早些毕业养家。但她的班主任不放弃，一次次上门找家长谈心，说：“女孩子读书，读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让她上大学，女子也可以有出息的。”外公外婆踌躇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们翻出了压箱底的一点黄金拿去卖了。几年后，妈妈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从上海保送到北京的。再后来，她嫁给了我父亲，一个同样从上海到北京读书的年轻人。结婚前，他送给她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这便成了她的结婚礼服。结婚照上她腼腆地笑着，憨厚地，纯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