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那些人是你要搂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工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 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趾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文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称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一盘所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己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嘛印度洋没事。”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托了熟人走了关系楞充门面的招待会。专供国宾出入的富丽堂皇的大厅挤质彬彬面带菜色的男女知识分子。很多人的行头不齐，譬如西服虽很笔挺但领带却又艳又俗，非士穿了贵重我的长裙脖上的项链却是假珠子。 他们徜徉在一溜长之间，端很精致的餐盘耐心地选择能填饱肚子味道又不太差菜，今人同情的是，他们选择的余地不大。大厅上方挂着一条大红横幅，上面用别缀着一行字：《大众生活》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外设酒会。 人人都在交谈，低笑、相互引茬，大厅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李东宝和戈玲胸前佩戴写有“嘉宾”字样的绸条混迹其中，边吃边喝四下张望。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手端酒杯，站在人群中不动声色打量来往起动的人。远处响起几声零星的掌声，一个老先生走上虚设已久的讲台，站在麦克有前，咳嗽了几声。 人他参差扭脸看他一眼，继续围成一个个小圈子交谈。 老先生摸出眼镜戴上，旁若无人慢条斯理地用微弱的声音念稿：“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女士们、先生们……”“他说说什么？”李东宝问戈玲。 “我听不清。”“以及到场和正在进场的所有有关人员和家属，你们……”老先生翻了一页稿，拉长声音继续念：“——好！今天，能请到各位领导、各位国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嘿，嘿，你瞧，那是焦能。”李东宝一脸兴奋。 “哪儿呢？”戈玲外转头，找着目标。在那不嘛，大背头穿中式对襟袄，旁边还带一‘洒蜜’。”李东宝指给戈玲看。 “那是谁？跟他一起走满脸笑侃侃而谈的？”戈玲伸着脖子问。“刘震云呵，这你都不认识。” “啧啧，这名人名来。《大众生活》真有两下子。” 中年男子走到他们身旁，叉起—片冷火腿肉放入嘴里。 李东宝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人间指南》也能到三十五周年呵。咱们也开这么一个酒会，把各路名人请来撮一顿，一通意祝贺，时报报发消息，多风光！”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 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 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 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 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 ，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 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 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 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嘬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 总而言之是要变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 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 搞点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 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么，就得强力补。”

层层叠叠的皇宫金顶，在落日的余辉下近乎熔解地流淌着道道烈焰。 重重高大的朱红殿门一进进洞开着，新刷的油漆浓郁欲滴犹如已经凝固涂抹均匀的血。 宫殿的飞檐、廓柱、铜缸，瑞兽及一切高大竖立的器物都在千万只脚摩擦得光滑似镜的石砖地上投下倾斜的影子。 白日供人参观的皇宫此刻游烙已经绝迹。 李缅宇在殿门纵深处出现，他身后跟着出现了一行粗壮的男人。 他们在逐次用古老的铜锁把一道道宫门锁上，仔细地贴上封条，一层殿一层殿地退出来。 暮色中．一群群黑色的乌雅和燕子，在宫殿挂着网的斗拱架梁间飞舞，鼓噪着飞到空旷颓败的广场上疾倏盘旋。 灯火通明的舞上，坐着一支大型完整牛交响乐队。 台台下观众仍在走动，找座位，低声交谈，弯形的剧场上方聚集着一片嗄喳嘈杂的声浪。 穿黑色燕尾服的老年指挥挺胸走出侧幕，径直走上指挥台，翻开第一页总谱，扬起他的两胳膊，一只手里拿着细细的指挥棒一只手空着。 观众席上仍然不安静。 台上的乐队自顾自地泰然开始演奏第一支乐曲。 坐在定音鼓前排小提琴手们后面的肖科平，眼睛盯着乐谱，嘴横长笛，吹出自己在整首乐章中的第—个音符。 她的两只手极为修长光洁，毫不逊色于她手中的那只银亮长笛。 那只刚才按弄长笛的手拉开冰箱门．与刚才舞台的明亮相比，冰箱的光区显得十分狭小。 肖科平端出一盘剩莱，用手指拨拨已经凝冻了—层白色油脂的盘中内容，拣出尚完整的腊肠和整根的油菜叶放进嘴里。 她仰起的脖子有几条青筋十分突出。 她边吃边端着菜盘走到房间一角的自制长沙发上坐下，看着书柜前的电视节目。 电视里一出戏曲连续剧已近尾声，一个时装老旦在对着一群生旦净丑劝勉有加地唱，只有字幕没有声音，她没开音量。 她穿着睡裙，出神看着电视，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油菜茎，脸上的化妆已经卸去，在电视的荧光中显得苍白，憔悴，她已经不年轻了。

刘慧芳一上车就注意到了那个男人在盯着她。公共汽车里人不是很多，刘慧芳从中门上车后便站在车箱连接处，那个男人站在前门售票台前，频频地用眼睛瞅她，其视线是毫无遮拦和肆无忌惮的时刘慧芳眼睛看着车外，仍能感到那男人视线落到她身上的份量。她认为那注视是不怀好意的。 她蓦地感到紧张，因为她发现那个男人的身体在向她挪动，她们之间的距离不易察觉地缩短了。那个男人确凿无疑地向她微笑。公共汽车停了一站，很多外地旅游者上了车，车箱里立刻充满了吵吵嚷嚷，不知所云的南方话。那个男人的身影被人群遮没了。售票员和一个外地女人拌嘴。刘慧芳从容了一些。她看到旁边空出一个座位，刚要去抢，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捷足先登了。这时，她发现那个男人紧贴着站在她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微笑。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嘴角上火起的一串小燎泡，再想扭动身体，身旁左右已被其他乘客紧紧夹住，动弹不动。 她跳下车，小挎包被后面的乘客夹在门里，用力一扯才拽出来，她再一次看到了那个男人的脸。 售票员在车窗探出脸，让她出示票，她从小包里拿出月票亮了一下，便沿着人群熙攘的街道快步往前走了。 那个男人跟在她身后，步伐不紧不慢。 二 “是慧芳吧，哦，你好。” 她一进门，便被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热情地拥抱。巨大、空旷的房间内，一些陌生的中年男女环立在一张大台球案旁，纷纷掉脸望着她微笑。“我是刘雅丽，认不出我了？”女人脸有很厚的脂粉。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暑假的初中学生。那年夏初，我们载着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渡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醒目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叫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地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过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舰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欢迎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跃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的，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地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兴高采烈地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像对待神一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绕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

“今天的会议有四个议程。第一由中赛委秘书处秘书长赵航宇同志向各位股东汇报前一阶段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情况；第二鉴于股东中流传着一些对秘书处几个牵头人不信任的议论，为了打消股东们的顾虑，证明此次大赛确有其事确有必要我们特意搞到了一盘札晃大赛的录相带，会议休息期间将为各位股东播放；第三个议程是关于中外自由搏击擂台赛组织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秘书处易名一事；第四个议程是为使大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第三次筹款认捐活动——请各位股东不要提前退席。”这是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剧场座位上空空荡荡。舞台摆着一张大圆桌，与会者紧紧挨着坐成一圈，一束追光斜射在会议主持人脸上，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追光移动，打在坐在主持人身边的夹发蓬乱脸色苍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脸上，他的眼镜反着光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从他吐字飞快近乎剧烈咀嚼的嘴部动作看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就是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 “关于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我讲四点。讲完请股东们提问，当面，递条子也可以，我将一一作答。我回答不了的由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解答。首先我要说秘书处的班子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二我要说秘书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这里我有几个数字要讲给大家听，从秘书处工作开始从来我们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计跑过的路相当于从北京横跨太平洋跑到圣佛郎西斯科。共计吃掉了七千多袋方便面，抽了一万四千多支烟，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帐目是清楚的一笔笔都有交代，没有一分现金是塞到自己腰包里的。第三可能有个别同志煮方便面时卧了几个荷包蛋，熬夜时除了喝茶还喝了些蜂王精，对这种超标准花钱的现象我们应揭发。下面我谈谈我们秘书处近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就是最后一点。上次股东大会我们做出了寻找大攀拳似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派出了九路人马奔赴五湖四海。截止昨天午夜，九路人马已经回来了八路。这八路人马访遍了三出五岳，全部空手而归。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九路了。这一路是由我们秘书处最粗干的女将白度率领，出发前，我们也对她下了死命令，不找着大梦拳传人别回来见我！我相信白度同志的能力，只要人在，就是走遍天涯海角白度也能搜出他。但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大梦拳传人已经绝了后的问题。毕竟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大攀拳传人的消息是九十多年前，是当时拍摄的义和团壮士被押赴刑场的照片上我们辨认出了大梦拳那时的掌门人。”赵航宇从桌下举起一只黑皮包，打开，拿聘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拳民在翱腰刀的巡捕押送下排队走向刑场。其中一个袒胸露怀辫子盘搭脖子上的黑胖子头侧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箭头。

“我是个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哦，没有，真对不起。” 在“三Ｔ”公司的办公室里，经理于观正在接待上午的第三位顾客，一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子。 “我的笔名叫智清。” “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您有什么事，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生活吧？” “不不，我生活底子不体验也足够厚。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些东西，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都是冷门，任何人看了脑袋都‘嗡’一下，傻半天——我这么说没一点言过其实，很多看过的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起码可以得个全国奖，可是……”

由于列车晚点，单立人到达西北一个省会时已是傍晚，五月时节，尽管天气已经渐渐转暖，但在西北一带，暮色仍然降临得很早，温差较大，单立人出站时不免感到一点寒意。 由于出来争，又值旅游旺季开始，加上单立人窝囊，在火车站售票处没路子，他是一路坐着旅行的。列车严重超员，沿途又不断地上来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席地而坐，倒头便睡，单立人生也没有坐舒坦，他两腿之间始终蹲着一个蓬头垢面，老是不由自主枕着他腿打瞌睡的贩子，单立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已是疲惫之极。 车站出口处有不少开旋的个体户在包揽生意，条件十分令人垂涎：“单间，有卫生设备，吃饭不花钱！”伴随着这些夸海口的吆喝，国营旅馆介绍处的大喇叭也在一阵阵雄壮的进行曲之间郑重宣告：“非经本处介绍……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处概不负责！”单立人自然不完全是受到国营旅馆介绍处大喇叭的暗示，由此想起种种关于个体黑店敲诈勒索做人肉包子的可怖流言，而对那些热情的妇女望而却步，他多年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使他养成一种对一切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根深蒂固的不住任，另外他也不能想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高级警官在公干期间会为了蹭几顿白饭（这笔饭费自然由狡猾的店主记在旅客的住宿费上——反正这笔钱由国家支付）投宿那种狗窝，即便他是个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拮据、一贯精打细算的人也罢。他毫不踌躇地推开那些围着他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女人，坚定地走向国营旅馆介绍处。 国营旅馆介绍处职员的冷漠与那个哇哇叫的大喇叭的极力招徕恰成对照，老单提出的关于舒适程度和交通便利的要求一概没得到回答，只是要他付了手续费，便麻利、不容商量地分配给他一个一家旅馆的名额。 单立人提着笨重的皮箱，按街边两个不怀好意地讪笑着的青年指点的方向步行了数百米后，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他进入了一个杂乱无章、迷宫般的破旧居民区，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狭窄弯曲的昏暗小路，他试着凭直觉自个闯下去，几乎直接起到居民家的炕沿上，终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再次向路边的人打听，经过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省略用语的费力理解，半猜半碰运气地走回车站广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今夜能不能找到那个偏僻、鲜为人知的旅馆。他正在随是否要去谋求驻在车站的同行的帮助（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一个蹬着运货平板三轮的小伙子来到他面前，单立人接受了那个小伙子近乎勒索的高价，坐上他那辆龌龊、硌人的平板车出发。

你不是一个俗人 一 “是这门吧？” 杨重和马青爬到楼的顶层，转着脑袋看那层的三个门的门牌号码。 杨重伸手按了一下左手那个镶了铁门的人家的门铃，挤眉弄眼调整了一遍表情，两手握着放在裆前，矜持地等待主人应声而出。 “谁呀？”门内一个男人问。 “我。”杨重沉着地用浑厚的声音回答。 木门开了，一个瘦得像眼镜蛇似地男人出现在铁门后，隔着纱网眉眼绰约。 “是关汉雄关老师么？”杨重伸出脖子探问。 “你们是什么人？”关汉雄关老师冷冷的目光像针一样从细密的纱网眼中透出。 “我们是您的两个崇拜者。”马青挤上前来，脸贴着纱网眉开眼笑地说。“一直都特仰慕您，又怕您忙，不好意思打扰，今儿是实在忍不住了，特来登门拜望。” “就呆一小会儿。”杨重伸出一个指头，“看您一眼，请教几句就走，决不招您烦。”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关汉雄一边开铁门让二人进一边问。 “去派出所查过，挂号的没您。后来还是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们您躲在这儿。” 杨重跨过门槛，等着马青也进来，关汉雄头前走了，才肩并肩亦步亦趋恭恭敬敬跟着往里走。 “本来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马青抢着说，“架不住我们一天到晚总缠着他。都知道您不爱见人……” “他叫什么名字？”关汉雄进了会客室，径自先在一把皮转椅上坐下，手捏一支烟，昂着头问。 “嗬，您这儿书真多。”马青一进屋就扬着头看满墙满壁的书，啧着嘴问，“这些书您都能背下来吧关老师？” “他叫什么名字？”关汉雄提高了嗓门。 “于观。”杨重侧屁股坐在一圈矮沙发上，小朋友一样双手托腮仰望关汉雄，“关老师您千万别责怪他，真不怨他，怪我们想见您的心情太迫切。” “他说他和您特熟，经常一起喝酒。”马青挨着杨重坐下，眼巴巴地问，“您最近又写什么呢？” “不认识这个人。”关汉雄兀自摇头思忖，“没印象。现在净有人冒充跟我熟，其实压根没见过——社会上有些人就爱乱传我。” “没错！”马青热情地接道，“我们那儿一聊名人，就有人说您如何风流如何豪放如何行为古怪——好多传您的话我们都不好向您学呢。” “徐达非吧？”丁小鲁敲开黑洞洞的筒子楼的一扇房门问。 “是他。”刺目的光线中站着一个一脸憔悴的迟暮美男。 “一眼就认出来了。”丁小鲁暧昧地笑，“我是《影迷报》的记者，我叫丁小鲁。这位是刘美萍，我的一个同事的女儿，也是您的影迷，听说我今天来采访您，非要跟来。” “来吧来吧，都请进。”徐达非把两位女士让进屋。“屋里太乱，别见笑。” “您和挂历画报上长得不一样。”刘美萍腼腆地说。 “怎么呢？”徐达非蓦地警惕起来。

马林生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挣扎着，熬费苦心保持的类知识分子形象。像他这种成色的类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究的了。要能要求自己一点：干净——他身上和头里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 马林生离开一地污水充斥着尿臊味儿的厕所，穿过昏暗的堆满牛皮纸包装的书籍的走廊，来到因开着日光灯显得凄怆的书店的营业厅。书店里顾客不多，仅有的几个顾客也大都呆呆地近乎茫然地盯着书架上一本本堂皇陈列的书籍，时而抽出一本翻几下，很快便放回原处无动于衷地走开。只有儿童读感动柜台略呈活跃，几个穿校服系红领巾的男孩趴在柜台上喳啧议论，流露出对柜台里五花八门的连环画的浓厚兴趣。马林生经过收款台对里面的女同事颇为矜持地点了下头：“我走了，齐老师。”“慢走。”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怔了一下，客气地回答，“……马师傅。” 马林生踱出书店门，由于他拉门的手势过于优雅，出门后又未能及时闪到一旁，装有上好弹簧合页的玻璃门相当有力地迅速弹了回来，门框地他背上近乎粗鲁地一推，他踉跄冲下台阶。同昏暗、冷清的书店店堂相比，外面的大街既明亮又热闹。这是条除公共电汽车外禁止一切机动车自行车行驶的繁华商业街的街口，人如潮涌，都是下了班来购物的妇女和外埠旅游者以及黄昏到这里来消磨时光的青年人。 马林生穿行而过，目不斜视状颇麻木。他长年累月在这里辛苦工作却不属于这繁华景象中人。他根本没有仅为愉悦在这里挥霍一番的能力，而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谨慎开销一次的理由他也丝毫不具备——他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家附近那些不那么奢华、普通的商店买到。简言之，他没有理由在这里一个人晃荡——如果不是他上下班必经之地的话。 他走上纵贯全城的大街。阳光是那么强烈，由于实行夏令时的缘故，这本该是黄昏夕阳西斜的时刻，到处仍是一片耀眼犹如爆炸时闪现的令人一阵阵发黑的炽光。

经过一个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的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对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群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壁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察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在说。

老侠：你的创作，从《顽主》才开始找到自己，那你怎么就从《空中小姐》《浮出水面》……从这种下三流的言情一下子转向了对伪崇高、对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的文化时尚（如诗人啦、学者啦、尼采啦、弗洛伊德啦）的调侃上了。你的所谓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顽主》中的谎言与无耻就是许多人的基本的生存策略与技巧……如果说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东西支撑着，你是靠什么进入这种状态的？ 王朔：靠真实，自己生活的真实状态，耳闻目睹的周围人的生存状态。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灵魂工程师”们。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们就是这样跟我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好像是秦什么吧。 老侠：秦兆阳。 王朔：对。就是秦兆阳。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怎么让他升华呢？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想起当兵的时候，壮怀激烈，爱国、有理想，都说到这上去了。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不也是一个升华，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浑浑噩噩的，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我给读者有个交待。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麋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这是王朔的第一本随笔集，集中的20多篇文章，多数未曾正式发表，辑一的“我看”均为新写的近作，这次一并结集。首次同读者见面。 王朔的小说很好读，王朔的随笔比他的小说更好读。好读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大部分文章均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好处好说，坏处坏说”，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个人的喜恶与碱否；二是文字的表述直情径行，倜傥不羁，读起来炳炳烺烺，淋漓痛快，尤其是他的那些批评类文字。王朔把他的这本集子定名为“无知者无畏”，“无知”是自谦还是自嘲尚且存疑，“无畏”却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这本随笔集在内容上可归为两大主题，一是谈论自已的作品与创作追求，二是评论文坛有关文学、文化现象。在前一个主题方面，王朔从各个角度讲述了自己从事创作的体验与体会，以及在不同时期的甘苦与得失，真诚的自我剖白，为人们了解其人其作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在第二主题方面，他批评了相当多的文学、文化现象，辑一“我看”基本上是文化批判专辑，从他自己到著名作家老舍、金庸，从大众文化到港台文化，他都置于同一的平面进行不容情的批评。他看着不顺眼的，不管对象是谁，他都不留情，不手软，在他那里压根没有为尊者避，为贤者讳的礼数。用一个粗俗的比喻，王朔就如同一个冷酷无情的屠夫，不管剖解的是谁，拉过来都放在同一个砧板上，手里所持的也是同一把屠刀。尽管这可能会命名一些人感到不习惯，但你不能不承认，他这种人人平等、直截了当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正切近着批评的本义。 肯定王朔批评精神，并不等于认同王朔的所有批评。应当承认，王朔对许多文学、文化现象的批评，有不少是一针见血，深中肯棨的，如由自己的亲历与体验，对大从文化以“大众”为上帝的长与短的分析，对港台文化在本质上是“娱乐”文化的论评等。但他另有一些批评，则只从自己一时的偏狭感受出发，贸然指责或断然否定，加之情绪化的表述，常常使这些批评偏离常轨和难中正鹄。如对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的武断批评，由《天龙八部》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全盘否定，还有他在行文之中不时冒出来的对他不满意的人和事进行的点评式批评。他的种种结论与述论，似乎仍是由讲理、推理顺势而来，但你总觉得那振振有词又不容置疑的论说之中，含有相当成分的以已度人的成见和以偏概全的偏见，有在科就走向了歪理。因而也应当指出，大王朔的以直率见长的批评文章中，论述不无草率之处，结论不无轻率之处。读者诸君，务请明察。 有人会问，你们已经看出王朔文章的明显不足，为什么还要推出王朔的这部集子？我们的回答有三点。第一，王朔这本集子虽瑕瑜互见，但他所批评的以及自己所表述的，都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而瑕瑜互见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性，把这样的一种现象推显出来，有助于人们进而予以关注和进行研究；第二，王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具有文责自负的资格与能力，他应当而且能够为自己的批评文字负责；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编辑与出版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王朔的随笔文章和批评文字怎么说也还是“百花”中的“一花”，“百家”中的“一家”，理应让这“一花”、“一家”有百花园和争鸣台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笃，笃，笃。” 方地正蜷缩在沙发上看杂志，这是一档时装秀。画面上那个冷艳高贵的外国女郎，金发碧眼，低胸丝质短裙，乳峰高耸，腰肢如柳，秀发飞扬。 “太漂亮了！” 她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听见敲门声，她立刻站起来。她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还在心里想着那个漂亮的外国女郎，“如果我是个男的，一定要娶一个这样的女子做老婆。”没走两步，敲门声又响了，而且变成了急促的“咚咚”声。 “准是邱一山！”方地的火气“腾”地蹿上来，刚才的那份好心情已荡然无存。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 邱一山的这句话一下子把方地本想压下去的火气挑了起来： “你脑子是不是缺根弦?你以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有一个专门为你开门的人站在门口等你刚敲一下，或者手举起来还没等敲呢，甚至只听见你的脚步声就能马上把门给你打开?再说了，又不是没钥匙，为什么不自己开?” 方地从不大声说话，更不像有些女人那样大喊大叫，即使像现在这样非常生气的时候。但那种低沉的声音和冰冷的语调，却更有威慑力。

时隔七年，王朔又拿出了他的新作。一个过去写过很多东西，又曾声言放弃写作的人，此番重新拿起笔，令我们感兴趣的倒也不是他的食言自肥，而是他是否确有一些新意要表达，这才构成一部文学作品产生的必要成因。关于王朔，我们听到较多的是他的调侃和所谓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作为出版过他的全部作品的编者，我们知道那类作品只是他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在某一时刻被刻意演染夸张开来的一种风格。依编者见，他写得更动人也更为读者认可的其实是他的言情小说，这也是我们始终对他抱有信心的原因。看一个小说家要看他的作品，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其他的种种活跃表现恐怕都不必认真，这其中难免不有表演做给人看的成份，至多只会让我们见识一下人的局限和难以免俗。 也不能说经过七年积淀王朔就换了一副心肠以致换了一副笔墨。但在这部新作中还是可以看出他试图有所变的那份努力。烂熟的经常言不及义的口语被经过斟酌意在精当的书面语所代替。更为重视叙事和心理把握。人物放在环境中了，少见或几乎不见跃出情节的卖弄浮夸和泛泛之说，也就是说想让作品说话而不是作者说话。显然他也有意超越自我，不以老面孔悦世。想法是有了，做到多少自然有待读者公议。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称这书的初衷是对他过去作品乃至个人生活的一次正本溯源。明白讲了是回忆。这且不管他，除了新闻，什么不是回忆？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 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 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又迎来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已过而立之年的作家方言正在家中与朋友刘会元和吴胖子等人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牌，忽然接到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有一封南方某城市发来的加急电报。方言撂下手里的牌，按电报上的指示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曾认识这对突如其来的新婚夫妇，只得举了个接人的牌子，迎着出站的人流像个傻子似的一直在车站守候了两个小时，仍不见和他接头的这对新婚夫妇。他又重新查看了列车时刻表，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时间，原来距离接站时间尚早，方言只好百无聊赖地来到一家临时改成舞厅的菜市场，并很快就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在舞会上，方言不失时机地捕到了一个“猎物”。当他把这个胖姑娘带回家时，他万万没想到，三个便衣警察已经在他家恭候他多时。于是，方言和警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促膝谈心。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展开了一番智斗。方言急于想知道警察来找他的真正动机，当警察告之他的儿时伙伴高洋已经离开了人世，并怀疑是被人谋杀时，方言大惊失色，痛苦万状。警察走后，方言陷入了沉思。他凝视着窗外皑皑的雪花，思绪万千，思路渐渐地回到了那个并不十分遥远的过去，开始了他对青春往事的追忆…… 方 言 （旁白）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被生活加工好了的故事。不管结局是福是祸，也不管它是美丽还是悲伤；岁月的洗礼总能给我们留下淡淡的回忆。这或许就是生命值得延续的魅力。回忆，使我和我的几位朋友彼此牵挂，一如往昔。有人会认为那是清高，也有人会说这是愚蠢。但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知己。我们这些各自寻找不同归宿的人，只想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 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 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 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 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 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 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 烟喝着茶嘬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 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 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点中药吃？据 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 喝。” =============== “妙极妙极。”我拍手笑道，“如此四字，再贴切没有。四字既出，竟觉其它数万汉字 全都俗了。不必改了，就这么写了裱了贴门上。” “门也俗了。”宝康不甘寂寞，作苦吟状，“依我之见，倒不如专为这四个字立个牌坊 才好。” 此时，瘦高挑踱回席位。昂然坐下，一副清高不入浊流的架势。悠然开口： “看来这帮小子已安然混过关了？” “你有意见？”大胖子瞪眼。 “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统统过去就是了，我这护法天尊不过是摆设，吓吓小鬼罢 了。” “是不是再征求一下其他诸位的高见？”我恭敬地转向秃脑门小眼镜，“我们也特想听 听其他几位尊师的教诲。” “不用问他们，他们也是摆设。”大胖子颇具豪气地一挥手，当着那几位的面就说， “问他们也是白问，反正我说了算。赶明儿有事尽管找我，到我家来玩，我瞧你们顺眼了， 你们在他们眼里也就顺眼了。” “一定一定。”我们齐说，“不顺则已，顺就顺您的眼。” “你还在这里赖着干吗？”大胖子想起宝康，对他怒喝，“莫非诬告这几位文学新秀的 贼心不死？告诉你，我在一日，你就休想得逞。” “我，我想私下跟您谈谈。”宝康可怜巴巴地说。 “不谈！”大胖子一拍桌子，“敢骂我——我记你一辈子仇！” 大胖子率众起身，横眉立目的宣布： “本法庭听证结束，现在开始判决……” “哥儿们力挽狂澜吧？”出了法庭，我们几个十分得意，象英雄凯旋一样接受于观杨重 他们的祝贺。 杨重握着我的手说：“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 了。” “立这么大功，你得请客。” “请客请客。”我笑着招呼大家，“走走一起去。” 宝康臊眉搭眼儿地远远站在一旁，几次想上来搭讪，被马青吴胖子轰走：“躲远点，别 找着我们抽你。” “不是，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宝康央告，“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 “呔！谁是流氓？”我跳出人群叱宝康，“我们现在是文人了。” 路边一个馄饨挑，我们一大帮人蹲着喝馄饨。我喝得满头大汗，对众人说： “都走都走，喝完我付钞票——掌柜的，再来一碗。” 我蹲着，慢条斯理地喝着馄饨，看着大家陆续走远，掌柜的正在往锅里添汤——撂下 碗，撒腿就跑……

韩健是个粗壮的矮个子，一张大嘴总是笑呵呵，每天下班甚至没下班——旷工也要和他的哥儿们、姐儿们一起去筒子河滑野冰。他嗜好滑冰、擅长沉冰，脚蹬细长锃亮的冰刀往冰上一站，总是那么感觉良好，身心舒畅。一旦两脚生风，高速驰行，泥鳅般穿梭于人群中，更有御风长啸、人莫予框的快慰和自信。他的速滑是那样孔武有力、势不可生，以至当他突然矮了一珙，迅即从冰上消夫时，周围的人都没反应过来，仍然悠哉游地滑着，不时用倾慕中略带些困惑的眼神注视着他消失的冰面。——韩健的头露出来，水淋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可怜无助的表情，他莽撞地一扑，随着“喀啸”的巨响，冰层又一次坍塌，他再次沉入水中。 筒子河上一片惊叫，聚在一起的人们作鸟兽散，一些技高胆大，侠义心肠的小伙子则驰向冰窑窿，欲作援手。 韩健再次从冰水里冒出，沉重、绝望地扑向结实的冰层。冰层不再坍塌了，几个小伙子把呢大衣没透水，比原来重了许多的韩健托死狗似地拖出水面，撂地冰上，撂地冰上，扶他站起来。 冷风欢来，韩健抖成一团，呢大衣上的水滴冻成冰凌，他嘴唇乌紫，牙齿打战，眼神惊恐。朋友们带他卸去铠甲，一个朋友把自己棉大衣给他披上，簇拥着他趔趔趄趄向岸边走去，脚下的冰鞋成了累赘，一走一歪，使他不得不依靠别人架着走。他的女友和其他女孩子在岸边迎接了他，关切地询问他，他仍然惊恐万状，说不出话，架着他的一朋友笑着说：“他冻傻了。”女友愤怒地瞪了眼这个幸灾乐祸的家伙，同时不满地看着韩健，期待着不重新豪迈、乐观起来，难道最恰如其分的不该是以幽默的态度对待这种从天而降、猝不及防，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难堪局面吗？ 可韩健仍然是有点跌份地恐俱和筛糠。 “水下有……”他哆哆嗦嗦地说。“一具女尸，无头女尸。” 单立人知道“尚子河无头女气案”，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刑警队的那帮小伙子兴冲冲地戴帽穿大衣，奔下楼警车开出来，在院子里就把警笛开得“呜哇呜哇”叫，一溜烟地驶上大街。单立人则慢吞吞地穿上没有任何标志的蓝棉大衣，带上门回家了。他早过“不惑”之年，离“知天命”不远了。三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公安系统以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派出所干到分局再到市局、户籍、治安、刑侦、预无不涉足，威风也威风过了，厌烦也厌烦过了，现在就像一般国家机关资深科员，精通本行，一丝不苟，上班来下班走，该干的干，该推的推，既无野心也不好奇，既不负责也不误事，象一部效率不高却十分可靠的老式机器，开起来运转自如，停下来—声不响。从开始发胖他就不穿警服了，老是一身的确良蓝便装，一年四季不换。烟虽没忌掉，抽得也不多，有茶喝茶，没茶白开水也行。跟谁都是和和气气，无人也不例外。没事时，除了爱按自己的胖脸之外，其它什么嗜好也没有，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阔脸单眼皮扁鼻头，与世无争，安分守己，闷斗闷脑过日，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市民形象。 他离了局机关，迎着北风费力地跟着自行车，夹在蓝灰色的人流中往家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到家，在暖和，热气腾腾的厨房掌勺烹调，然后坐在炉美美地饮餐一顿，边吃边看电视（但愿今晚别四个台一齐放破案片）。 他路过一家菜场，忽然想起家里大葱没了，便停下车，推车上便道，一对迎上来要给他的车挂牌的存车老太太说：“我进去瞅瞅就出来，一边锁上车进菜市场。他在蔬菜柜台翻拣裹着，夹着冰碴的大葱捆，邋遢的女售货员冲他吼：“不许挑！”他不管不顾，照旧细致，内行地挑着大葱，终于挑了捆茁壮，没全阕坏的大葱仍到气呼呼地瞪着他的售货员的盘上，拍着手上的泥，斤斤计较地盯秤盘星、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分沓毛票，一五一十地数给售货员，对售货员的白眼坦然自若。对一个每天触目皆是杀人放火、枪劫的人来说，实可比对一个售货员的侮辱漠然视之。 单立人当晚如愿以偿地吃一大锅有肉片、白菜、土豆、粉条、大葱、大蒜的炖菜看了两小时电视授播放的京戏、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单立人踩着点到了办公室，刚沏了杯茶坐下，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局里决定让参加“无头女尸案”的破案工作。他“嗯”了一声表示认可。放下电话又座回自己的办公桌吸吸溜溜喝茶。 穿戴齐整的青年刑警曲强推门进来找他，说自己将在破案工作中担当他的助手。单立人望了望这个见过面，但不熟悉的小伙子，宽厚地笑笑。 “要不要陪您去看看尸体？”曲强恭敬地问。 “不必了。”单立人说，“我去不如法医去有用，等看看尸检报告吧。”单立人对死尸的访恶和恐惧不亚于初学解剖的医学院学生，年轻时他的这种恐惧曾长期被纡们当作笑柄。他之所以宁肯弃分局局长的官职不当，在市局机关屈就当一个小科员可以不出现场也是一个小原因。 “小曲，”单立人对始终站着，一时有点手足无措的曲强倚老卖老地说．“我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以后跑跑颠颠的事你就多干点，对你们年轻人也是个锻炼，有问题咱们再一起商量。”“我多干点应当的。”曲强满脸堆笑地回答，心想这位老先生真是典型的革命意志衰退，不让他退休留着干吗？ 曲强接了案子本打算大干一场，现在的感觉是给窝囊住了，反倒无所事事了，尽管昨天天已经参加了破冰打劳尸体的工作，他还是不甘心就这么呆着，这会儿又驾车欠了医院。 医院太平间负责人为他拉开了盛死行的大抽屉，掀开盖在死尸身上的白布，死尸静静地躺着，因为没有头。显得无动于衷、毫不羞耻。尸体皮肤紧密细腻，乳房丰满而不下垂，一望可知是一个年轻、窈窕动人的女子；可缺了头，过去美丽珍贵的身体变成一堆冷冰冰的器官的肢体。法医昨夜解剖了尸体，纵贯胸腹陪切口胡乱用线缝了起来，更使得尸体丑陋、冷酷、令人惊心动魄。曲强戚首皱眉，长时间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最后示意把尸体盖上，垂头出了太平间，开车驶过树木光秃，行人稀少，寒劲吹的大街回局时，他脑海里总闪着一漂亮长发女人在阳光中左顾右盼、嫣然而笑的头，犹如电视里洗发精广告上的那个女人。 尸检报告午饭前就送到了单立人的办公桌上，可他一直到吃完午饭，睡好午觉、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才开始看，然后匆匆去会议室参加有局领导、刑侦、法医各方面专家到场的案情分析会。根据法医对尸体骨骼的爱克斯光透视和乳腺一切片检验以皮肤外观的观察，推断死者应是二十五至三十周岁的妇女，尚未生育；实颈部断面系死后伤，全身各部位完好无外力打击及脏器致命损坏；胃内容空虚，无药物中毒现象；尸体腐败程度属早期时综上所述，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杀人分尸的恶性案件，很可能是先击打被害人头部致死，然后断头移行灭迹。专家意见认为，考虑到现在正值隆冬，气温、水温均为全年最低期，且断头时大部分血液已流失，尸体不易腐败，不能按常规推断死亡时间为近期。相反，因尸体在封固的冰层下面飘浮，去冬上冻之际应视为杀人抛尸日期的最大可能。 关于杀人第一现场在哪儿的问题，专家认为，从尸体不易搬远等因素看，应假定为市，不排除筒子河周围灌木地带，虽然刑警针对筒子河周围地带的勤查一无所获。 局领导问老单有什么看法生老单表示同意诸位专家的分析。“没什么说的了，现在应该动员 =============== 李建平的脸由红变黄、变白，他强作镇静，双手扔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看来我中了你的圈套，只好自食其言了。” “你狮毫不隐瞒的交代你杀害刘丽珠的罪行，以求一线生机。”“不！李建平眼里涌出泪水。”我没有干过那样的事，诌也诌不出来，我真的没干过！”他喊：“这里一定出了什么差错，一定有个什么重要事实你们遗漏了，否则就出了鬼。我没有杀人，我发誓没有杀人！” “你杀了人，所有事实都指向你，证明你杀了人不要不正视现实了！”老单铿锵无情我话李建平所有幻想都破灭了。“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了，不要劳稻草了，谁也救不了你，你只有走彻底坦白这一条路！”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呀。”李建平脸色犹如死人—样灰白。”我说不清楚了，算的抗拒吧，随政府处理，我只有听天由命了。”“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就能抹煞事实，逃避惩罚：你也清楚，如此充分的证据，没有你的口供，法庭也能定你的罪。” “你们凭什么认定刘丽珠失踪之日就是被害之时？建平绝望地挣扎，以期再找到一个、哪怕十分狭小的立足点。 单立人的回答是简洁有力的：“尸是在冰层下发现的，双去年的封冻日正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建平不再争辩了，颤掸由双手漫延到全身。他最后提出两个问题：一要求查一下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是否在朋友王宇家喝喜酒；二是要求查—下“百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是不是和月十十一日？如果是这个日期，那他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就是在该饭庄聊了一夜的天，有该饭店经理刘刚智，助理经理乐方、王丽玲可以证明。对如果查明同你所讲的一样，说明什么？”单立人问。“那说明二十日晚上杀人不是我干的。” “如果调直证明你讲的不一样呢？” “你们不用查了。”李建平低下头。 尽管李建平提出要求调查的问题，自己又说“不用查了”，联合办案组还是调集几乎全部预力量，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首先查明，李友王宇办喜事的是十一月十三日，与发案日期相距一周。同时，通过走访刘则智、乐方及其他十余人，查明：“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确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这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日，李建平先后在“豆花饭庄”出现三次：“第一次是在十七时左右。李建平与刘刚智、乐方等一起餐厅吃晚饭结谈及第二天“拜望第人家”事宜，十八时离去；第二次是二十是许，李建平在刘智房间出现，聊了会儿生意上的事，说上厕所一去不返；再次出现已是二十三日半，说已无未班车，索性在这儿聊一夜，刘、乐等也无睡意，陪他聊到次晨。 另据乐方反映，李建平十八时离去时，她间问他“匆匆忙忙去哪儿？”李对此回答说：“回家等个‘喇’。” 单立人最后一次审讯了李建平。 “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日期确是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单立人首先知李建平。 “那就好了，真相大白了。” “不要萝卜、土豆一锅煮。你十一月二十日去过豆花饭庄，不但不能说明你没有杀人，相反，证明你原先说这天上吉课、学雷锋、看电影《马可·波罗》纯属捏造。其次说明你具备杀害刘丽珠的时间：这天晚上十八点至二十一点、从二十一点增至二十三点半这两段时间共计五个多小时，恰好是杀人抛尸的作案时间。你不要再说‘一泡尿撒了五个多小时’之类的无稽之谈，有证人证明你是回家‘喇’一去了。据我所知，这‘喇’一一般是指有诱奸其可能的年轻妇女。 “一个贫得无厌的人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到手、哪怕他已有很多东西，譬如钱……还有女人，正为你以往干的太顺手了，这为面的已经成了你那黯淡，不如意的生活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获得强者感觉的精神支柱，以至你已不能容忍一次，即便是仅仅一次的失败。你的虚荣不能容忍，你的自卑怎样不能容忍。我想刘丽珠当时一定说了你一些很难听的话，也许她发现了你不是什么导演，只是个清洁车厂的临时工；我想象得她那种女人会对你作出什么样轻蔑表情。” 李建平脸苍白，似听非听，眼神呆滞，单立人的话似乎把他带回了那个可怕、梦魔般的夜晚。 “我看得出你后悔了。”单立人继续句句击中要害地说，“你悔不该那天不稍稍控制一下自己，不在制服刘丽珠时力量更适度一点，悔不该毁尸灭迹时没做得更彻底，更不留痕迹一点；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想什么都晚了。明白告诉你，我对你一点不生恻隐之心，如果需要，我会一千次把你送上刑场，眼睛眨不眨。” 李建平哭了，哽咽地说：“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孑然一身，死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们把我的命拿去好了。我只想清你记住，我是挽死用，我干了很多坏事，但从没有杀人。”“杀掉你我是不会良好不安的。”单立人冷漠地说，“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你咎自由取。” 他啪地合上卷宗。川湘餐厅门前冷落车马稀，生意与前相比十分萧条了。倒不为因为它最漂亮的女招待被人砍了脑袋，使它蒙上了某种不吉利气氛，而是由它它用瓷砖壁纸将餐厅重新装修得象间豪华厕所后，菜价翻了两番，使大部分顾客感到这幽暗气的餐厅象个专门宰人的黑店。那些不敬言笑、举止有虽一亨的男女服务员们对营业情况的不景气似乎并不关心，乐得清闲，他们本身象官仓里的老鼠肥硕起来，新制作的毛料人服油渍斑斑。 这天傍晚，餐厅来了个邋遢的胖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负责照料他们所坐餐桌的女服务员怠慢地让他们干坐了四十分钟，才懒懒地拎着肮脏的菜单走守去。果不出其所料，做东的胖老头只点了两个便宜的令人几乎怀疑他想白蹭的菜，服务员夺过他们看个没完的菜单，相当尊严地走了。 老头惶惑地对小伙子说：“这地方不是咱们老百姓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