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中国现代作家。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生于河南郑县。原名姚冠三，字 汉英。少年时代，因家庭生活困难，长期失学，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 期的初中。１９２９ 年春考入河南大学理科。次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释放后 被校方开除，离开河南到北平。１９３５ 年起，陆续在北平《晨报》、天津《大 公报》发表短篇小说。１９３７ 年到开封，与嵇文甫、范文澜、王阑西等人创办 《风雨》周刊。１９３８ 年春到武汉，在《文艺阵地》１ 卷 ３ 期发表著名短篇小 说《差半车麦秸》，描写农民抗战大潮中的觉醒和成长，最显著的特色是采 用鲜活的群众语言， 为当时一般作品所少见， 被认为是抗战文艺的力作。 １９３８ 年冬，至湖北襄樊参加钱俊瑞、曹荻秋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９ 年，长 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在胡绳主编的重庆《读书月报》上连载，作 品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厚，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的思想动态， 当时比较流行，同时还创作了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 《牛全德与红萝卜》。１９４３ 年初到重庆，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１９４５ 年初至四川三台任 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同年夏返成都创作了取材于自身经历的长篇小说 《长 夜》，真实地描写了豫西农村的“土匪”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解放后曾在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任教。１９５３ 年迁居武汉为专业作家。１９５７ 年被错定为右派。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小说以明末农民 义军领袖李自成，明末皇帝崇祯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写了我 国封建社会后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局面，表现了我国农民革命战争 的特殊规律，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堪称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这部巨 著从 １９５７ 年动笔以来至今 ４０ 余年，已出 ３ 卷 ８ 册，约 ２３０ 万字，全书计划 ６０ 出 ５ 卷，现正在写作最后一卷。 年代初出版第一卷时，得到社会各界好评。 译成日文后，曾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的文化奖。第 ２ 卷于 １９８２ 年荣获首 届茅盾文学奖。 １９７８ 年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在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雪垠代表作  短篇小说

长夜 姚雪垠.rar 长夜txt下载 如今我将三十多年前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长夜》送到你们面前，请你们在工作闲暇的时候读一读。请你们在欣赏之余，给予批评。我顺便将关于这部小说的若干问题，以及我的一些创作愿望在解放后未能实现的憾事，在这封长信中告诉你们，使你们更容易了解这部小说，同时也了解我在创作道路上的部分经历。我还要告诉你们《长夜》和《李自成》有密切关系，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的创作问题的钥匙之一。因此，我将这封信作为《长夜》重印本的代序。 一 这部长篇小说写于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两千本，没有引起读者注意，甚至不为人知。但个别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给予一定的重视，告诉我它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写出了别人不曾写过的题材，即民国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侧面，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许还包括陕南、陕北、鄂西、皖西、皖北、鲁西、冀南等广大农村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大同小异的普遍现实。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然也有虚构，但是虚构的成分很少。小说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农历九月间生的，九月俗称菊月，所以我将主人公起名菊生。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现在我将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们，也许对你们阅读这部小说是有帮助的。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从教会办的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读过初小）跟随一位姓杨的同学到了直鲁豫巡阅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驻节”的洛阳。他的巡阅使署在洛阳西工。洛阳西工成了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政客们纵横捭阖的活跃中心，也是吴佩孚的一个练兵中心。他亲自兼师长的嫡系精锐部队是陆军第三师，大部分驻扎西工。第三师附属有学兵营和幼年兵营。我怀着进幼年兵营当兵的目的到洛阳。我的大哥已于春天受到别人怂恿，进了学兵营当兵。他对于军队内部的黑暗已经有一定认识，坚决不许我当吴佩孚的幼年兵，请那位姓杨的同学将我送到信阳，进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书。学校设在信阳西门外，浉河北岸，面对贤隐山。 这年九月，酝酿数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吴佩孚离洛阳急速北上，由大总统曹银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进驻秦皇岛，指挥直系各部队约二十万人向奉军进攻。双方都使出全力作战，战事胶着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线。原来也属于直系军阀阵营的冯玉祥，因受吴佩孚排斥，丢掉了河南督军的重要位置，挂一个陆军检阅使的空名义，驻兵南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任命他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命他率部队进入热河，威胁奉军右翼。当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山海关一带鏖战正酣时，冯玉祥暗从热河回师，突然于十月二十三日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银，通电主张“和平”。吴佩孚前后受敌，被迫从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将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的直军交给张福来指挥，随即全线瓦解。吴佩孚从吴淞口入长江，到武汉上岸。他原来打算依靠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力量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反攻，但这些军阀各为自己割据的地盘打算，离心离德。驻节武汉的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对他也是表面拥戴，实际抗拒。吴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阳，另谋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势力不让他在洛阳有喘息机会，首先是国民二军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着是镇嵩军的憨玉昆部由潼关东进。吴佩孚不能在洛阳立脚，退驻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而他的部队在信阳车站外挖掘战壕，大有在信阳作战之势。 吴佩孚在鸡公山驻的时间不久，一筹莫展，只好通电下野，暂时到岳阳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军务督办，自兼省长。小说结束时，已进入胡景翼做河南督办时代。到这年春天，为抢夺河南地盘，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发生激战，被称为胡憨之战。结果憨玉昆战败。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说结尾处提到薛正礼一股杆子投奔一位将做信阳道尹的绅士家中，那位绅士姓刘，是国民党人。因为胡景冀死去，河南局势大变，姓刘的官梦并未实现。这最后一股杆子的下落，我不清楚。 菊生和薛三少午饭后由茨园出发，晚饭后到了刘家寨。他看到了他的干老子和赵狮子们几个人，却没有看见刘老义。随即他知道刘老义挂彩后被军队捉去了，他的干老子因为想护救刘老义也几乎被军队捉去。干老子这支人死伤了三分之一，剩F的这十几个人也每人只剩下三两颗钉子。他打听别的重要人物，赵狮子告他说：二驾和招抚委员都死了；管家的没有死，带着几个亲随人不知往哪儿去了。菊生又打听他的二哥，大家都说不知道芹生死活，只知道票房死得最惨。票房因为走得慢，赘累大，看票的蹚将几乎死净，而票子也死去十之六七。菊生没有哭，因为他希望他的二哥没有死，不久会打听出他的消息。忽然想到了他的小朋友张明才，他赶快问起来他的下落。人们告他说，听说张明才被红枪会抓了去，看他的打扮不像是票子，在他的身上砍了十来刀，后来被军队救了去；不过他的伤太重，未必能保住性命。菊生再也忍耐不下去，就伏在王成山的肩膀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王成山想起来瓤子九、刘老义、跟他同来的那个进宝，还有许多熟朋友，虽然他竭力忍着不哭，但眼泪还是簌簌地落了下来。经他这一哭，大家的心中都非常难过，好久没有人再吐出一句话来。 这天晚上，刘道尹的表老爷看见菊生，十分喜爱他，便央几位宾客和薛正礼对菊生说，要菊生认给他做干儿子，他愿意帮菊生到省城读书。菊生认为这对他是个侮辱，坚决地拒绝了，弄得表老爷和几位宾客都很难为情。薛正礼向表老爷说几句抱歉的话，对菊生却没有一字责备，因为他知道菊生最瞧不起有钱有势的人，而如今也不同在杆子上的时候一样。他希望菊生跟着他去信阳，一面读书，一面替他办一点文墨事情。菊生要求赶快回家去，因为他很想母亲，母亲也一定日夜地为他哭泣。薛正礼允许了他的要求，拿出来几串路费，托薛三少辛苦一趟，送菊生回家。第二天早饭后，薛正礼、赵狮子、王成山和薛强娃，把他们送出村外。薛正礼嘱咐了一些路上应该小心注意的话，又拉着菊生的手说： “娃儿，以后常给我来信啊！” “不要忘下我们啊！”赵狮子也笑着叮咛，笑得凄然。 菊生同薛三少在路上走四天才到了邓县，中间因为马文德和徐寿椿有军事冲突，多绕了几十里路。一进大门，菊生就开始一面跑一面唤娘。母亲在床上听见了他的声音，悲哀地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对站立在床边的大媳妇说： “我听见菊的声音，是菊的魂灵回来了！是娃儿的魂灵回来了！……” 菊生的大嫂也听见菊生的叫声，慌忙地跑出堂屋。看见菊生的睫毛上挂着泪，带着哭声呼唤着跑进二门，后边跟随着几位邻人和一个陌生人，她惊骇地唉呀一声，迎上去一把抓住菊生的膀子，一面架着菊生往上房跑，一面用哭声报告母亲说： “是真地回来啦！是真地菊生回来啦！” 菊生冲到母亲床面前，扑到母亲的身上，大哭起来。母亲用左手紧紧地搂着他，用右手乱摸着他的脸颊、下颏、耳朵、胳膊和手，还摸脊背，一面摸一面哭着说： “你不是鬼魂，你确确切切是我的娃儿！你到底还没有死！你到底回到娘的身边了！……” 母子俩抱在一起，哭得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嫂去拉菊生，同时劝母亲说：“娘！你的病还没好，别大伤心了！”但这句话刚刚出口，她自己也忍不住，靠在立柜上，用双手蒙住眼抽噎起来。一家三口人只顾伤心，忘记了还有位送菊生来的客人。薛三少坐在外间的椅子上，抽着纸烟。几个邻人围立在他的面前，向他小声地问长问短。过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屋里的哭声才止。菊生哽咽着向母亲问： “娘，我二哥有没有消息？” “唉！谢天谢地，”母亲叹息说，“他也没有死！一个土匪看他跑不快，用刀去砍他，他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里，军队赶上来把土匪打死，把他救活了。唉，我的儿，娘的眼睛快为你们哭瞎了！你看看娘的头发，三个月来完全急白了！” “我二哥已经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还在唐县。你伯昨儿上东乡去问朋友抓钱去，明儿也许能回来。打算抓来钱做路费去接回你二哥，带查听你的下落。唉，你回来了好，你回来了好，真是老天爷把你送到我身边哩！” “我大哥现在在啥子地方？” “你大哥，他呀，”母亲忽然把菊生拉近一点，放低声音说：“他现在在广东，可不要走露消息！” “怎么到广东了？” “他后来从天津逃到上海，”母亲小声说：“到一个纱厂里给人家做工。不知为啥子人家把他开除了，他在上海没办法，恰巧碰见几个河南学生要往广东去，他也跟去了。你可千万别告诉人说！你伯说，他是在广东闹革命，叫别人知道了要抄家哩！” 菊生兴奋地说：“我将来也要去，我要找他去。” “你哪儿都别去！”母亲把菊生搂在怀里说：“我死也不再放你离开我！娃儿呀！你看看我这头发，你看看我这手瘦得像一把柴，我是活不了几天啦！” 母亲又抽噎起来，几滴眼泪滚落到菊生的手上。他静静地坐在床边，茫然地思想着以后的种种打算，一阵阵的煎药气扑进了他的鼻孔。看出来家庭已经迅速地破落得无法生活，决无力再拿钱供他读书。他决定暂且在家中呆一个时期，将来或者偷偷地逃出去当兵，或者逃出去找他的大哥。但是，他心里叹息着，广东是多么的遥远啊！ 大嫂把油灯点起来，把药碗端到母亲的床前，请母亲趁热吃下。菊生走到外间去，向院里望一眼，无边的夜幕又落下来了。

李自成 姚雪垠.rar 李自成txt下载 崇祯十一年①十月初三日晚上，约摸一更天气，北京城里已经静街，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破铜锣或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①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本书内所有的年月日都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使用皇帝年号和阴历。 城头上非常寂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由于清兵已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吃紧，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火光，天空映成了一片紫色，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城里的居民们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 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人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所以尽管东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城内有兵马巡逻，禁止宵行，但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些离皇城较近的府第中，为着怕万一被宫中听见，在歌舞佰酒时不用锣鼓，甚至不用丝竹，只让歌妓用紫檀或象牙拍板轻轻地点着板眼，婉转低唱，有时歌声细得像一丝头发，似有似无，袅袅不断，在彩绘精致的屋梁上盘旋，然后向神秘的太空飞去。主人和客人们停杯在手，脚尖儿在地上轻轻点着，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也停顿下来。歌喉一停，他们频频点头称赏，快活地劝酒让菜，猜枚划拳，他们很少人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没人去想一想应该向朝廷献一个什么计策，赶快把清兵打退，倒是那些住宿在太庙后院中古柏树上和煤山的松树上的仙鹤，被炮声惊得不安，时不时成群飞起，在紫禁城和东城的上空盘旋，发出来凄凉的叫声。 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两天来又从通州和东郊逃进来十几万人，没处收容，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为着害怕冻死，挤做一堆。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呻吟着，抱怨着，叹息着。女人们小声地呼着老大爷，哀哀哭泣。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缩做一团，哭着喊冷叫饿，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但当五城兵马司派出的巡逻兵丁走近时，他们就暂时忍耐着不敢吭声。从上月二十四日戒严以来，每天都有上百的难民死亡，多的竟达到二三百人。虽然五城都设有粥厂放赈，但死亡率愈来愈高，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死得最多。今夜刮东北风，冷得特别可怕，谁知道明天早晨又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尸体被抬送到乱葬场中？ 今天晚上，崇祯皇帝是在承乾宫同他最宠爱的田妃一起用膳。他名叫朱由检，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的弟弟。虽然他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但是长久来为着支持摇摇欲倒的江山，妄想使明朝的极其腐朽的政权不但避免灭亡，还要妄想能够中兴，他自己会成为"中兴之主"，因此他拼命挣扎，心情忧郁，使原来白皙的两颊如今在几盏宫灯下显得苍白而憔悴，小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一连几夜，他都没有睡好觉，今天又是五鼓上朝，累了半天，下午一直在乾清宫批阅文书。在他的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不看群臣奏章，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们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力矫此弊，事必躬亲，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皇族、大太监、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所以偏偏这些年他越是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是在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特别艰难，一天乱似一天，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像雪花一般落上御案，为着文书太多，怕的省览不及，漏掉了重要的，他采取了宋朝用过的办法，叫通政司收到文书时用黄纸把事由写出，贴在前边，叫做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贴在后边，叫做贴黄。这样，他可以先看看引黄和贴黄，不太重要的就不必详阅全文，可是紧急军情密奏和塘报①，随到随送进宫来，照例没有引黄，更没有贴黄。所以尽管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仍然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文书，睡觉经常在三更以后，也有时通宵不眠。今天，他整整一个下午就没有离开御案。 = 后记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9个岁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辞世。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当日向国内外发出专讯后，《李自成》的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信，除对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无不关切地询问：《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出版？当时我曾通过报界告诉大家：我父亲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排，很快即可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父亲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他总感到离他的艺术追求尚有距离，而视为"未定稿"不愿拿出来出版。即使已经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样视之，计划待四、五卷经修订出版后，连同前三卷再仔细修订一遍，全书才算最终定稿。 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李自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李自成》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李自成》，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李自成》……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李自成》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