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1907-1998）是河南正阳人，原名智廉，祖籍河南，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附“最荣誉记名”（为20世纪该校获得此项殊荣之第一人）。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早年在清华大学专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名师马第埃教授。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历史教授。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并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并在课余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公开卖票讲史，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堪萨斯州大学、伊斯诺伊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 1963年在迈地森城威斯康星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圣迭戈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其重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史著《中国史之研究》（后改名为《我们的根》），《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史前中国》、《细说抗战》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安详地长眠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郊外的墓园。他的治丧委员会由120人组成，均为一代名流，陈立夫为名誉主任，顾毓琇、卜少夫、陈香梅、刘绍唐等人为名誉副主任和名誉委员。 十七省的代表，代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的参议院参议员的职权，代表会改称临时参议院。议长，公选出林森；副议长，公选出王正廷。这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赴武昌的代表，于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以后，在武昌所拟定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会，设在上海，曾经在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在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依湖北代表居正的邀请，除了每省各留一人在上海以外，全体去武昌筹备临时（中央）政府。南京光复以后，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于七天以内齐集南京开会。 孙中山就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一面致力于以和平方法，促成清室宣统皇帝逊位，一面督促临时参议院之内的革命同志，尽速促成临时参议院拟定《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拟定完成，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职权予以公布。这临时约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大法。 清室的隆裕太后在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着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细说三国 黎东方.rar 细说三国TXT下载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然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仪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就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 毋丘俭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张表。这一张表，便是他们的檄文，他们列举了司马师十一项大罪，其中包括废了旧少帝曹芳，对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们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军苦战了一百多天而司马师对他们有功不赏。 也许是为了分化敌人罢：毋丘俭等人不仅在檄文里称赞了司马懿，而且也建议曹髦，以司马昭代替司马师执掌大权，说司马昭“忠诚为国，不与师同”。他们这样做，其实达不到分化敌人的目的。司马昭怎么会为了毋丘俭等人这几句话，而糊里糊涂地对哥哥翻脸呢? 毋丘俭与文钦在才干上不及司马师。他们把儿子送到东吴，向孙亮讨好，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支援。他们集合了五六万人，由寿春向西进发，没有办法直捣洛阳，或占领许昌，却走到了项县(河南项城)就停住了。这分明是静候挨揍。 司马师吩咐监军王基带领前锋部队扎在“南顿”，对毋丘俭、文钦监视，另派诸葛诞带领豫州的兵，进攻寿春；派胡遵带领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谯县与今日的商丘之间，断绝毋丘俭、文钦从项县回归寿春的路。司马师自己亲率主力，屯聚在汝阳。 另外，司马师又叫邓艾，带了一万多名“泰山诸军”，到乐嘉县，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引诱毋丘俭、文钦出击。 毋丘俭果然就叫文钦来打邓艾，司马师就指挥大股骑兵，从后面袭击文钦，文钦大败。 毋丘俭在项县城里听到消息，慌忙弃城而走。这一走，全军不可收拾。他毋丘俭本人在走到慎县以后，躲在河旁的草丛里面，被老百姓射死。这个老百姓，姓张名属。文钦一口气逃往了东吴。毋丘俭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东吴。 毋丘氏与文氏两家的人，凡是留在魏国的，都一齐被司马师屠杀。母族、妻族的人也连带遭殃。 曾经跟随他们二人一起申讨司马师的将领，有些投降得早，没有被治罪；有些投降得晚，当然都倒霉。 文钦有一个儿子文鸯，十分勇敢。他曾经带了十几个骑兵，冲到司马师的大营，把司马师吓得眼睛都震出了眼睛眶子，痛得要命，终于病死，死在正元二年正月辛亥日，享年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