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施巧计挣脱空门学猢狲骏府为奴 夕阳吻着大地，远山被埋在雾霭之中，浓尾平原越发显得空阔，不免使人凭添几分惆怅。尾张国多河流，树木茂密。当地特有的淡红色游丝开始慢慢地罩住村庄，路上的商人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一行人自西而来，领头的商人抬手指指暮霭中的杂木林道： “前方便是萱津村，今晚在那儿住宿！” “好嘞!” 手下商人齐声应道。 这是一支商队，两匹驮马，一行十人。作为串乡的小贩，声势之大，实属少见。论行装，清一色的宗教打扮，斗笠或头巾下的脑壳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肩背藤筐，上下着素。各诸侯国却把他们叫作“高野圣商”。 过去，高野圣商本是靠人布施的行脚僧，云游四方，广播高野圣山弘法大师的功德。可是，当今天下大乱，形势不可同日而语，除经文外，他们还背些货物商品，沿途叫卖，不少人已经彻底沦为商贩。 所谓“圣商”，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圣人，其语义近似于乞丐、流浪汉、偷人老婆的流氓。尾张一带，农民们管他们叫“夜盗怪”。 叫花子圣商竟有两匹驮马，而且驮的都是豪门富户才买得起绫罗绸缎。商人后面跟着一名少年，他也十分羡慕： “从来没见过这么富的乞丐！” 中世纪即将在混乱中结束。应仁之乱后，八十年战祸反而使民力日趋殷实，好像战祸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诸侯割据天下，各霸一方。分别在自己的领地里谋求富国强兵，奖励各种生产。所产物品，依靠商人运销各国。商业随之发达起来。 在只有武士和农民的社会里，商人走南闯北，异常活跃。社会开始为金钱所主宰。 这少年出生在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感到与其荷锄拖犁，啃泥土当农民受苦，还不如象商人那样来往于诸侯国之间，赚钱发财更富有英雄色彩。 真实个奇怪的娃子！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擅长写历史小说，也写散文、游记以及有关历史和文学的评论。司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到1982年的二十六年间，已经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游记、评论等。1971年，日本文艺春秋社在纪念该社成立五十周年时，开始出版他的全集，至今已达三十二卷。 一 司马辽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市，原名福田定一，父亲福田定是系经营药房的药剂师。 司马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小学时代他常去奈良县的外婆家玩，那一带有许多古代留下的坟墓，以及日本最古的官道——竹内街道。司马在那里拾到了大量的弥生时代的土器和石镞的碎片。从1938年起，在中学读书的司马，每天放学之后都上大町市内御藏迹町的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总要读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离开。1940年司马中学毕业，在投考旧制大阪高等学校落选之后，利用这一年的空暇时间步行游历了有名的金刚山、葛城山和六甲山等，增长了许多见识。 1941年4月， 司马入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学习。在大阪外校学习期间，司马阅读了大量小说，特别是俄国文学，并酷爱《史记》。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青年时代读《史记》，每次都很激动。” 战后，司马曾当过几年记者。1946年他进入京都、大阪、神户地区的一家新兴报社——新日本新闻社京都分社工作， 1948年5月转入产经新闻社京都分社。他在这两家报社担任记者期间主要负责大学和宗教方面的采访任务。他曾先后任产经新闻社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之职，1961年升任该报社出版局副局长。为了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他于同年3月辞去了报社的职务。 1956年4月， 司马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波斯的魔术师》，用的是司马辽太郎这一笔名， 意思是他远不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1957年5月他与日本作家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创办了同人杂志《近代说话》刊行会，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戈壁的匈奴》。自那以后，司马写了许多历史小说，大多是些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也写过不少有关日本历史和文学的评论以及散文等。 进入七十年代，司马的创作题材从日本历史扩大到中国历史，写下了《汉风楚雨》、《空海的风采》、《项羽与刘邦》等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从长安到北京》。 司马自开始文学生涯以来，曾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②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①，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o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③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在故乡尾张国的中村一带，天空辽阔，平野茫茫，它们都无边无际地向海边延伸着。 给这故乡的风景带来变化的，只有那天上的云彩。村子附近没有山岗。但是河沟纵横、 交织如网，里面有很多蚬子、鲫鱼等鱼介。 秀吉小时候，也曾在河沟里捕鱼捉虾，以作肴馔。而他的仅有的一个弟弟小一郎也跟他 一样。 秀长小时候，村里人都这么喊他作“小竹”。 父亲名叫竹阿弥，因为是竹阿弥的儿子，所以称作小竹。倘使是武士家庭或乡间富户人 家的孩子，父母便会另外给取个小名，而秀长却没有这样的记忆。 村里人都说：“小竹比猴子还强！” 小竹性情温和，圆圆的脸蛋，胖乎乎的下颚，挺招人喜爱。哥哥绰号猴子，简直是个丑 八怪，小竹和他迥然不同。就连两人的性格也有天渊之别，很难叫人相信他们是同胞兄弟。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向小竹祝福，说他幸亏没有象他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