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的部队，也是唯一一支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遐华北平原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骑兵们付出巨大牺牲并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遐他们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时光荏苒，随着骑兵这个古老兵种退出现役，当年英勇的骑士早已经离开了战马。今天，我们只有借着一位老战士的故事，回到八路军骑兵中间，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感受抗日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体会英雄们的悲愤和欢乐…… 1937年，十九岁的刘春雷在石家庄木厂街①顺义饭庄当学徒。 他是河北南宫县人，家里有十多亩薄田，还开着一家豆腐坊，应该算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以后，石家庄从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繁华的大城镇。刘家老人瞧着眼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手艺。 顺义饭庄是个半大不大的二荤馆子，虽然办不了鱼翅燕菜，但一般的山东口味还算地道。店铺里窗明几净，十几张桌子铺着台布，墙上挂着仿制的名人字画，伙计们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刘春雷十六岁进门当学徒，头一年在伙房拉风箱；第二年上大灶蒸馒头；到第三年就跟着掂弄炒菜锅，什么爆炒双脆、滑溜鱼片、软炸里脊之类已学得有模有样，眼看就能出师了。 可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饭馆里的客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宛平县刨出个石狮子，背上写着“东瀛人有二百年运道，天意难违”。有的说，小日本的腿粗，胳膊短；下盘厉害，手上功夫弱，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鬼子的克星，专砍他们的脑袋…… 顾客聊天，伙计们不能插嘴，只能在私底下犯嘀咕。饭馆的老板倒是满不在乎：“石家庄这里，奉军走了晋军来，北军过了南军到，各路兵马那么多，还怕几个小鬼子不成？” 转眼到了9月份。形势不对了，国军的人马确实不少，可都在往回跑。马厂丢了，沧县丢了，日本人眼看就要到石家庄。街上到处是溃散的败兵，个个垂头丧气，都说没办法、挡不住。饭馆老板这时候也慌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家人逃到西安去。西安是千年古都，能避鬼。当年八国联军打过来，慈禧老佛爷也是在那儿躲着的。 =========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立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河纸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遐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与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管着三个红军连，炮兵一连（红一连，黑马连）二连（红四连，红马连）四连（红三连，白马连）

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六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三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六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开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后记 战争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虽然总有绚烂的荣耀划过长空，但留在天幕深处的，更多是无名者的默默的献奉。 前些天看电影《集结号》，那些矿坑之下的遗体使我想起邓九龄老人的一段话：“1955年，我们回上甘岭收容遗体，山上的树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我们的烈士却烂得只剩下骨头……心里难受啊。”于是马甲就想：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悲壮而且略带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我这本书讲了几则老兵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涉身的战场也不尽相同，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擅长战事也并不喜欢战争，是战争的浪潮却席卷了他们，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展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本性。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平凡的人，他们没有很高的觉悟，但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总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选择正义的方向，这力量使我们的人民显得更加可爱，也使我们民族充满了希望。 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传统道德、来源于我们守护家园捍卫尊严的理想，只有懂得了理想的崇高，我们才能够理解牺牲的真谛，只有不放弃理想，我们才能在逆境面前百折不挠。